乾隆朝初期，西藏正处在颇罗鼐时期，这一阶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繁荣景象。西藏这一阶段的稳定，给刚刚走上政坛的乾隆皇帝以足够的审视西藏局势的时间，同时，他也在寻找着治理蒙藏地区的最切合实际的政策。
颇罗鼐死后，其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职位。
此人飞扬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与觊觎西藏地方的准噶尔军勾结，图谋叛乱。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见机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杀死，二人同时被朱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驻藏大臣被杀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也为他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建立噶厦政府，设四名噶伦（三俗一僧）联合执政，尤其强调，噶伦等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处在噶厦政府管理之下，这就是在西藏历史上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噶伦制度的起源。
纵观18世纪西藏历史，可谓风云变幻。从准噶尔进犯到噶伦内乱，再到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一直处在风雨激荡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平息战乱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两次用兵西藏、雍正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被平息，西藏社会内部渐渐趋于稳定，但是，真正从各个方面最终对西藏实现完备管理的，则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雍和宫正是顺应了这一大的历史趋势实现了它从帝王行宫到皇家第一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性转机。雍和宫改庙之时（1745年），西藏正处在颇罗鼐管理时期，也是此前西藏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熟读先辈统治历史的乾隆皇帝时刻牢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的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
乾隆皇帝也对他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感慨万端，咏叹雍和宫是“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宫”，他把康乾时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归结为“兴庆当年选佛场”。照乾隆的逻辑，真龙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叹：“频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宫都会生出许多感慨，他在这里于“俯仰之间”了却了江山继续的初衷。雍和宫留下了他许多抹不去的记忆，雍和宫更是他思亲怀旧的所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先父的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也许是出自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江山的巧妙决策。
